阎连科，中国当代最具立场的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等。另有《阎连科作品集》十二卷，共计五百余万字。曾先后获得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其作品被译成十余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出版。
阎连科：写作为了心安
文｜SNC特约撰稿吴怀尧
当一切公共话语都在以娱乐的方式登场，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时代，总有少数人游离在车水马龙和锣鼓喧天之外，以其鲜明的方式发出独特而洪亮的声音。最近十余年，阎连科和他的创作始终是文化界的重要话题，他的每一部作品推出后都会如定时炸弹般在文坛和读者中引爆，激起闷雷式的回响。2008年7月的一个下午，阎连科在自己的住所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就其成长经历、重要作品以及由此引起的话题和争议，首次做了深度阐释，为公众敞开了通往他精神世界的大门。
《风雅颂》未妖魔化北大，教授博士应有文学胸怀
吴怀尧：作为你的读者和朋友，我很尊敬你。但一旦录音笔打开，我的身份就是记者，如果问到你不想回答或者不好回答的问题，你可以绕过去，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阎连科：没有问题。没有什么不可以问，也没有什么不便于答。随便是问答的精髓。
吴怀尧：先从你的新作《风雅颂》说起，这部出版不到一个月的长篇小说，已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一些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认为，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有人看完后，义愤填膺地烧了这本书，原因是不看还行，一看就冒火，“他写的就是北大！难道我们的老师真有阎连科说的那么龌龊吗？校长搞教授的老婆，女教师为了当教授，进校长的被窝”……对于这些指责，你怎么看？在你以前的作品中，有没有因为读者对号入座而带来尴尬？
阎连科：还有一次。1987年，我以宋代理学家程颐、程颢的家乡为故事背景，写了中篇小说《两程故里》，结果人家全村二百号人，要来我所在的村子打架。这件事情，20年前发生在农村，不识字的农民对说祖宗坏话的人不依不饶，我还能理解。但是，时隔20年，如果高校教授认为这本小说挖了教育的祖坟，写了某某学校，这件事的荒谬，就超出了这部小说本身的荒谬。每个作家笔下的故事，都有其写作的环境和背景，就是说，故事的发生，脱离不开发生的场景。无论是今天的读者，还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朋友，我想，大家犯不上对这件事情多么认真。如果硬说是我写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有什么不可以让人写呢？又不是什么“重大题材”，又不是北京的“红墙”，你们何苦呢？再说，写北京大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且我仅仅是写了个“清燕大学”，这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仅仅因为是一个词语就如此大动肝火，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你们都是教授，都是博士，应该有些文学的胸怀。应该明白，小说的好坏，不在你写了哪里，或像是哪里，不像哪里。好与坏，应该从文学的本身去讨论。不然，就会有些可笑和幼稚。
关于杨科这个形象，他无法概括所有的知识分子，但是这样的人物，在高校里其实并不少见。如果你可以正视，高校里边有很多很多事情比我写的还龌龊，只是大家不愿意去面对而已。
吴怀尧：那么，你为何要写这本书？
阎连科：许多年来，我依靠写作行走，在北京建立了家庭，说起来我还是个作家，却连给我的那些在乡村的侄男甥女们安排打工的能力都欠缺。有时忽然觉得，我的前半生过得如此没有意义，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就是那些招惹是非的文字，总感觉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漂浮’中。一个人在家待着的时候，会经常想家，焦心。这时候，走进脑子的“回家”两个字，就显得格外动情和让人思考。因此，自写完《受活》之后，就一直想以“回家”为灵魂写一部小说。
以我个人经历来说，我从20岁离开家乡，现在已经50岁，就是说我在外边“奋斗”、“漂泊”已经30年了，城市里有我的家，有我的户口，有我的妻子、孩子和房子，但这些和“家”似乎又没有关系。你总是坚定的认为，你的家乡，是河南乡村的某个地方，某块土地……可是真回到那块土地的乡村里去，你又发现，那也早已经不是你少年时期的乡村了。真的回到那里生活，也似乎有些不太可能。这就是你意识到，对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离开土地出来的人，“家”——其实是上下不靠，左右不沾的。这说起来有些酸溜溜的，但事实就是如此。于是，我就有了挥之不去的以“回家”为精神脉络写一部小说的念头。当“回家”的意愿越积越厚，小说的轮廓也就越来越清晰。
吴怀尧：《风雅颂》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清燕大学的杨科副教授因发现妻子与副校长的私情而被送进学校的附属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杨科被指派给病人们讲解《诗经》，结果得到大学里从未有过的礼遇——病人们反响强烈，掌声雷动。后来杨科设法飞越疯人院，回到耙耧山深处的老家，县城的坐台小姐成了他的学生和知己……再后来，杨科在一座古城中发现了一首首被孔子从《诗经》中删去的诗，他坐拥诗经古城，收纳各处不为世所容的专家、教授，一座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就此诞生……
在表达方式上，小说从“关雎”到“汉广”到“终风”，每个章节都以《诗经》中的一首诗名为题，这是一种创新还是另有深意？出版时，书名为什么从《回家》改成《风雅颂》了？
阎连科：对我来说，无论再好的故事，没有一个相对合适的结构，没有一个自己认为新鲜的文体，我可能就无法写作。“回家”这个意蕴之念，我一直想写，但苦于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整部小说贯穿起来。在构思小说期间，有一次与朋友闲聊，他突然把话题转到了《诗经》上，一下子使我想到《诗经》不仅是文学上游的不竭之源，而且是中国人文化灵魂的归宿，是中国人用诗歌的形式书写的中国人的《圣经》。这一瞬间，我茅塞顿开，如醍醐灌顶，忽然意识到，完全可以用《诗经》来结构这部小说，完全可以让主人公成为一个高校教《诗经》的教授或专家。
当《诗经》成为了小说的一个线索后，还可以与小说本身的故事形成互文效果。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乡河南中原那个地方，曾经和《诗经》有那么亲密的联系。这时候，小说还没有开头和故事的发展，故事的结尾就天窗大开般来到了我的头脑之中。我隐隐看见，故事结尾中的那个“诗经古城”，已经无比辉煌地在向我的故事招手，要我的故事朝那里走去。
离开朋友后的第二天，我跑到中关村和西单图书大厦，买了很多关于《诗经》研究的书，回去学习、琢磨了一段时间，就很快动笔写作了。大约用了大半年时间，小说写完了。给一个好朋友王尧看了初稿，他说这部小说的内容，远远不是“回家”二字可以支撑起来的，如果用“回家”为题，就是新酒装进了老瓶里，回到了旧哲学的道路上。《华语文学》在发表这部小说时，林建法先生建议把它改名为《风雅颂》。现在看来，可能叫《风雅颂》是比《回家》贴切得多。
吴怀尧：主人公的身份可以有很多选择，杨科为何偏偏是在大学里教授《诗经》的教授？
阎连科：其实，当初在选择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时，我也顾虑重重。既然我把它作为我的“精神自传”，那么选择主人公的身份为作家吧，就显得我很自恋。如果让主人公的身份是我比较熟悉的大学中的教现当代文学的教授或说理论家，我又怕惹出许多麻烦来。思前想后，就让他以大学教授和《诗经》研究专家的面目出现了。
吴怀尧：你刚才说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你的“精神自传”，你是杨科式的人吗？
阎连科：小说中的生活与我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对应关系，但精神逻辑完全是我个人的。
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做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那些博学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也有。从精神方面来讲，我的人生情境大致与杨科相仿，面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乡村、面对爱情，杨科的一切，都处于妥协和懦弱的人生状态，他是一种战战兢兢的人生态度和处世之法。
吴怀尧：《风雅颂》在今年第二期《西部·华语文学》上首发，它和刚刚出版的《风雅颂》单行本相比，除了“无名湖”改成了“荷湖”，还有哪些修改？为什么要修改？
阎连科：变动比较大，《华语文学》发的是初稿，出版前我修改了五六次。最重要的修改，是集中在关于院校这一部分。初稿这一部分我写得有些罗嗦，单行本删去了许多，也更换了一些重要的情节。还有一处最重要的改动，是小说的结尾。因为这个结尾不改，出版社就不肯出版，同时，这一结尾，还吸收了著名批评家、上海大学教授王光东的建议。
迟早重写艾滋病题材，不为出版只为心安
吴怀尧：据我所知，《风雅颂》的出版也不是很顺畅，辗转了五六家出版社才得以问世，以你现在的知名度，出版社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阎连科：他们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个人非常理解。因为你阎连科是非常敏感又备受争议的作家，就像定时炸弹。谁都不知道出版我的小说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你的《风雅颂》写得如此荒诞，对知识分子是如此的不够尊敬，他们不愿意为此承担什么。当然，如果我是出版社的领导，也许我也会对这部小说婉言谢绝，不予出版。也有出版社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但希望修改。修改意见写得非常认真、细致，我为此感动。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正确的，是我应该修改的，但个别有那么一条两条，我无法修改。比如说你的小说阴暗面比较多，调子灰暗和小说里没有正面人物，你说这样的意见让我如何修改？在今天的出版背景下，他们不出版我的小说，也许是正确的选择。可也许，出版了会是更正确的选择。这里，我非常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共和联动出版公司，没有他们敢于承担和百折不挠的努力，这本书就没有今天。
吴怀尧：真是无独有偶。1994年，你的小说《夏日落》遭到组织上的批评，你为此写了很长时间的检查。之后，你的创作就开始了不平静的命运。《日光流年》是最叫好的一部，接下来的《坚硬如水》和《受活》，争论此起彼伏，直到今天也没有平息。
2005年以来，你的《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相继成为出版事件，不是无法出版，就是出版了无法在书店出售，这在国内的作家当中，算是极为罕见。有评论指出，因为你始终以锐利的目光和创作勇气，突破一个个禁区，体现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应有道德担当。很多人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你写出这些关注民生话题的小说？
阎连科：我没有什么承当，也没有以写作去冲破禁区的想法。这是一个读者和作家间的误会。我的写作，只是以我之笔，写我所思；以我之心，书我之文。在我的写作中，我并不考虑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只是考虑什么使我不得不写。不写就会坐卧不安，就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我已经是这么大年龄了，今天的写作，已经不是我年轻时的写作状态。我不会去因为别人而写作，我只为我自己，为我的内心和灵魂。对于现实和我家乡的那块土地，不是我选择什么去写，而是我被选择，而是那块土地只让我写什么和不让我写什么。
吴怀尧：两年前的春天，你推出世界上首部艾滋病题材长篇小说《丁庄梦》，引发各界热议。这是一本让人不寒而栗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细节惊心动魄，比如农民在田里耕地时，血头来了，农民就在田地间开始卖血。抽完血之后农民感觉到了头晕，身上没有力气，血头就把他脚朝上，头冲下，身体整个倒过来，给他“倒倒血”，让血回流到头顶，等农民缓过劲来了，就晃晃悠悠地接着去耕地……
据报道，这部作品你构思长达十年，期间七次去现场采访，看上去是在写河南一个艾滋病村庄的故事，实际是整个中国农村艾滋病流行地区农民的生活缩影和百科全书。由于题材敏感，出版后不久，它就从国内书店消失。最近，我得到一个消息，你的《丁庄梦》已经被世界上十几个国家买了版权，在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翻译出版后一版再版。尤其在日本，还出版了盲文版《丁庄梦》，并被专业媒体评为去年的全球十大好书。可是，最近听说你对《丁庄梦》并不十分满意，还要重新再写一部有关艾滋病的书？
阎连科：今天大家看到的《丁庄梦》确实不是我当初想写的《丁庄梦》。前前后后，几年间我去过河南某艾滋病村有十次之多，也在那里做了不少事情。按原计划，我是要写一部纪实作品，然后再沉静下来，花几年时间，好好写一部虚构作品。可是，《为人民服务》事件后，严重地影响了我近年的写作，也多少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
今天大家看到的《丁庄梦》，我觉得它太过温和，没有完全表达出那种真实的惨烈和震撼，还有我在艺术上“没有边界的想象”。可是，尽管这样，这部小说却和《为人民服务》有了同样的结局。这让我总是后悔，总是觉得，早知也是今天的结局，我为什么当时不放开来写呢？为什么不完全放开自己的想象呢？今天的《丁庄梦》，无论它影响多大，都给我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就为了这些，我想，我必须把我在艾滋病村看到、听到和了解到的那些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在合适的时候写出来。不为了出版，只为了心安。
现在的问题是，写作了现在的《丁庄梦》，在这一题材上，我的写作激情调动不起来了。这需要我重新开始对这一题材进行新的酝酿和激情与愤怒的积累。但是，无论早晚，我一定会有一次关于艾滋病的新的写作。
“我的小说中确实充满荒诞”
吴怀尧：在你看来，文学作品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你的作品具备这些品质吗？
阎连科：对我来说，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绝对的个性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我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以后的写作还要进一步努力。
吴怀尧：对于同年代一些作家的作品，你看得多吗？你判断作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阎连科：看了不少，但不会那么及时去看，一般都是喧闹之后找来看。我判断小说的标准非常狭隘，非常不可取。关于一部小说的优劣，对我来说，是你小说中有哪些部分和文学元素，是我无法取代的，是我经过努力也无法完成的。就是说，我喜欢看那些我的写作无法表现和无法达到的作品。我认为，我无法完成的作品，对我来说，都是好作品。莫言、余华、李锐、王安忆、贾平凹、史铁生、韩少功等，他们在艺术上都有不可取代的地方。莫言的《酒国》，里面红烧小孩当然是虚幻的想象，但他这种充满了奇特欢乐景象的想象，我做不到；看《长恨歌》，字里行间那种简洁、准确和适宜，以及扑面而来的诗意，我是做不到的；《许三观卖血记》那种悲痛下面的温暖我也做不到……这些好作品都有我无法做到的地方，这些作家你就得尊敬他。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有你无法完成的元素。我判断作品好坏只有这一个标准，就是他能做到，我不能做到。
吴怀尧：你现在阅读情况如何？能不能谈谈你的读书经验？
阎连科：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读书和欣赏各样的小说，各样的书籍，可惜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生吞活剥与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读书变得挑剔而又刻薄。甚至，读书在许多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读书似乎就是为了写作，每读一页，都期望从中抓捞到自己的所需。如果没有，就觉得是一次没有意义的阅读旅行。还有，总是试图要把阅读变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运中的经历，可结果，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再有，如今书是越读越少，阅读人的灵魂，却反而越来越多；对阅读变得苛刻挑剔，而对人际世事，也愈发地苛刻和挑剔。总而言之，我现在的读书经验不可取，太功利了。
吴怀尧：如果从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算起，你有将近三十年的写作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文学思潮早已散淡，但文学批评还是习惯于在命名中论述作家作品。对于你，文学评论家们更是绞尽脑汁，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幻想主义、黑色幽默、后现代、荒诞现实主义……如此的命名都和你发生过关系，你觉得它们能否概括你的写作？
阎连科：每一次命名，包括命名者本人在内，也不会觉得百分百贴切，但是他需要尝试，需要有一个命名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今天说我是荒诞现实主义，是因为我的小说中确实充满荒诞，而且荒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的小说的重要元素，是我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至于到底是什么主义，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能否写出好的作品。
吴怀尧：你平时写作，是整体框架构思好才动笔，还是一边写一边想？
阎连科：无论长篇、中篇、短篇，对我来说最初就是一个念头，仿佛星星之火，漫长的构思就是燎原的过程，没有什么规矩可言，一般也没有写作提纲，但是会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和路线图，在脑子里的呈现，这个路线图更多的时候是故事和人物。
吴怀尧：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反复推敲小说的开头吗？
阎连科：只要开了头，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经常看我的小说的读者，可能会觉得第一句话非常平淡，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恰恰这句话会想很久，它是一个线索，透露出整个小说的情感基调和语言基调。
吴怀尧：你不只一次表示，写作对你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除了故事本身给你带来痛苦，还和你的身体状态有很大关系吧？听说你有很严重的腰椎和颈椎病，是写作造成的吗？我知道你创作是手写，你是如何克服身体带来的不适？你现在的生活规律怎么样？
阎连科：因为少年时的强度劳动，加上后来长期伏案写作，使我的腰椎和颈椎都有病。早些年，写东西的时候，不是爬在床上，就是用一个特制的写作架和写作椅，或者腰上绑上一个用钢板造的宽大腰带进行写作。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有生产残疾人设备的的机械厂定了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现在，身体好多了，已经可以每天坐下写作两个小时，也可以一口气坚持十天左右。但是，近年写作长篇，还是每年都会犯病。写长篇太耗神，这样就只好一边写作一边看病，很烦恼，这也是写作让我痛苦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不写的话，有时会更痛苦。
我的生活其实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八点坐下来开始写，写到十点半，差不多能写两千多字。但就是这样的效率我也坚持不了十天以上，到时候就会筋疲力尽，浑身不舒服。基本上，我上午要是不写完就不出门。下午不写，就出去见见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走在小区的时候，看见那些绿色的树枝，心里会很畅快，有时还会垫起脚尖，去够一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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